嘉靖四十四年正月，湖广德安府传来消息——景王朱载圳病逝。消息递到京师紫禁城，嘉靖帝对着空荡的宫殿暗自垂泪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，终究压过了帝王的威严。可这份悲伤，在裕王朱载垕的王府里，却化作了一场无声的释然，连带着徐阶、高拱这些暗中拥护裕王的大臣，也悄悄松了口气。

谁都清楚，景王一死，纠结了十余年的大明储位之争，总算有了定论。朱载垕这位名义上的皇长子，终于不用再夹着尾巴做人，不用再担心哪天就被弟弟取而代之。可回溯过往这十七年，这位天潢贵胄的日子，过得比寻常官员家的子弟还要憋屈。他顶着皇子的头衔，身份至尊无上，却活得如履薄冰、极卑极贱，这份反差，在大明历代皇子中，怕是找不出第二例。

这事的根子，还得从嘉靖帝的生育魔咒说起。嘉靖帝十四岁继位，十五岁成婚，可直到二十六岁才盼来第一个儿子朱载基，放在寻常人家都不算早，更何况是子嗣关乎国本的帝王家。可惜这孩子福薄，仅活了五十一天便夭折，被追封为哀冲太子。又过三年，皇次子朱载壡降生，三岁便被册立为太子，朝野上下都以为国本已定，没成想这孩子行完冠礼没多久，也撒手人寰，成了庄敬太子。

接连痛失两位太子，嘉靖帝心里又痛又怕，偏偏此时道士陶仲文递上了“二龙不相见”的说法，称帝王与储君如同两条龙，相见必克，前两位太子早夭，皆因于此。本就沉迷修道、信奉谶语的嘉靖帝，自此把这话当成了铁律，对剩下的两个儿子——老三朱载垕、老四朱载圳，刻意避而不见。《万历野获编》里就记着，那段日子里，嘉靖帝对这两个儿子“岁时不问安，不辄见”，连逢年过节的问候都省了，父子亲情淡得如同陌路。

朱载垕与朱载圳同年出生，仅差三十又六天，朱载垕占了长兄的名分。按朱元璋定下的《皇明祖训》，“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”，庄敬太子薨逝后，朱载垕便是名正言顺的储君人选。可嘉靖帝偏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不光绝口不提立储的事，还下了死命令——“讳言立储，有涉一字者死”，《国榷》中这句记载，活活堵死了所有大臣进谏的门路，也把朱载垕的储君之路，彻底封死。

更让人唏嘘的是，嘉靖帝不光不立储，还把两个儿子都撵出了皇宫，安置在宫外的王府。美其名曰避嫌，实则是变相的监视。朱载垕的裕王府外，常年布满锦衣卫密探，府里的一言一行、一饮一食，哪怕是仆役间的口角，都会被一字不落地报给嘉靖帝。他就像个被圈养的囚徒，顶着皇子的光环，却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，连儿子朱翊钧长到五岁，都没能得到父皇的正式赐名，这般境遇，哪里有半分至尊气象？

日子过得不光压抑，还透着几分寒酸。按大明规制，裕王与景王的俸禄待遇一模一样，每年都是三千石禄米、一万贯钞。可景王生母卢妃得宠，时不时能从宫里捞到额外赏赐，京城里的权贵们也都揣着投机的心思，纷纷向景王示好，馈赠不断。反观朱载垕，生母康妃早早就失了势，在宫里话语权微弱，别说额外赏赐，就连本该按时发放的俸禄，都被朝廷拖欠了三年。最后没法子，朱载垕只能暗中派人给严世蕃送了些好处，才勉强把拖欠的俸禄领到手。身为皇子，却要靠行贿过日子，这份卑贱，凤凰彩票实在令人扼腕。

嘉靖帝就这么含糊着，不表态度也不做决断，直接把朝堂搅得鸡犬不宁，两派势力各站一队，明里暗里较着劲。严嵩父子最会察言观色，摸准了嘉靖帝疼景王、对裕王冷淡的心思，立马就贴了上去。朝堂上议事，凡事都向着景王说话；私下里也不含糊，珍宝古玩送个不停，摆明了就是押宝景王能继位，提前为自家铺好后路。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这帮人，认死理守祖制，朱元璋《皇明祖训》里“无嫡立长”写得清清楚楚，裕王是名正言顺的人选，便悄悄站在他这边，遇事帮衬着周旋几分。

这两派拉扯了十多年，互相拆台、背后使绊子是常事，朱载垕夹在中间，那处境真是左右为难。他不敢争，生怕触了父皇的霉头，招来杀身之祸；也不敢退，一旦没了这些人的拥护，往后只会更被拿捏。只能天天憋着忍着，话都不敢多说一句，走路做事都提着心——后来他当了隆庆帝，还是不爱说话、性子软，这份怯懦，全是这十几年熬出来的病根。

嘉靖三十九年，出了个叫郭希颜的官员，也是个敢豁出去赌一把的主，一门心思想靠着裕王博个荣华富贵。他先是在京城里散播流言，说“严嵩欲害裕王”，故意把水搅浑，引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。等这股风声传得够大、人心够乱了，他才递上奏折，一边请求让景王去封国就藩，一边直言要册立裕王为太子。

可他终究是太急了，压根没摸清嘉靖帝的底线——立储这事，本就是嘉靖帝的逆鳞，谁碰谁倒霉。偏巧这一年也不太平，地方上灾荒连着来，边境上又总受侵扰，大明内外都不省心，嘉靖帝本就心烦意乱。见了这道奏折，当场就火了，再加上严嵩在一旁添油加醋，把所有罪责都往郭希颜身上推，嘉靖帝一怒之下，就给安了个妖言惑众的罪名，直接判了斩刑。这郭希颜，赌错了时机，也赌错了帝王心思，最后把自己的性命都赔了进去。

郭希颜虽说死得冤，可也不算一点用都没有。他这么一闹，朝野上下议论不休，流言蜚语压得朝廷抬不起头，嘉靖帝迫于舆论压力，不得不松口，下旨让景王去湖广德安府就藩。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德安离当年兴献王的封地安陆没多远，嘉靖帝这安排，心里压根没彻底断了立景王的念想，还留着后手呢。

朱载垕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可又能怎么样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，接着熬日子，半句怨言都不敢吐露。就这么一天天数着、熬着，直到嘉靖四十四年，景王在德安府病逝的消息传到京师，他这颗悬了十几年的心，才算真正落了地。即便如此，直到嘉靖帝驾崩，朱载垕也没正经当一天太子，最后还是凭着裕王的身份，顺理成章接了皇位，坐上了那把本该早十几年就属于他的龙椅。

他这辈子，说起来是至尊至贵的大明皇子，可那十七年的储位空窗期，过得比寻常人家的子弟还要卑贱。没有父爱，父子二人常年不见面，连儿子的名字都懒得赐；没有自由，王府里外全是密探，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监视之下；就连生计都要仰人鼻息，堂堂皇子，竟要靠给权臣行贿，才能领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俸禄。

这份荒唐与无奈，从来都不是朱载垕的问题，全是封建皇权闹的。当帝王的个人执念，压过了祖宗规矩、血脉亲情，哪怕是天潢贵胄，也只能沦为权力的牺牲品，身不由己地在夹缝里求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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